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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华头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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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过山,下过乡,拿过枪,当过兵团战士,进过厂,开过机,拿过锤,当过工人阶级,做过报社电台兼职记者编辑,坐过写字楼编辑部,发表过大大小小的文章数百篇,担任过20多本图书的撰稿\编委\副主编之类,自己也出过几本书,但还没有出版过使自己满意的书,现在正为此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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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痴自述之蓝领生涯(21)尾声篇(原创)  

2009-03-18 20:04:45|  分类: 蓝领苦乐年华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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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痴自述之蓝领生涯(21)尾声篇(原创) - 阿华头 - 阿华头的博客

 

书痴自述之蓝领生涯(21)尾声篇

 

上一集阿华头写到,厂门口已经张贴了欢送我去北京出席全国职工读书活动表彰大会的大红喜报,看了这大红喜报,我非常兴奋,脑袋也有点晕乎乎的。为什么?说句老实话,文革时期,因为阿拉家庭出身不好的原因,没敢乱说乱动,大串联的时候什么地方也没有去。现在突然可以到北京去开会,而且单位里还出红榜欢送,当然,我是非常激动的。说起我这个不好的家庭出身,还真是有点好笑的,祖父与父亲祖辈是农民,他们自己也是农民,后来,他们到了城里的纺织厂里做了多年的工人。1947年,父亲在一个广东人的电焊铺子里学了些电焊技术以后,自己开了个电焊铺子。这一下不打紧,到了1956年,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要清产核资的,人家把我家里的桌子、椅子、挂钟、煤球炉、板凳与父亲做电焊活的工具合在一起,计算出父亲有3000元生产资料,正好够格成为“资本家”了。他成为“资本家”,我就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了。所以,我入团非常晚,申请报告写了6年以后才批准;我入党更晚,申请报告写了18年以后才批准。我与父亲开玩笑,我说,你这个老板也忒小了点,我们子女没有沾你这个老板的光,但是,做“资本家”子女所有的坏处,我们却全部领教了。每当这样的时候,老实巴交的父亲常常是对我憨笑。其实,在我心目中,父亲没有文化,也不会交际,就是一个靠自己劳动生存的工人。当然,做“资本家”子女的好处也是有的,那就是迫使你必须夹紧尾巴做人,低调做人,绝对不会轻易地去无事生非。

第二天,我来到市工人文化宫五楼外宾室,参加上海赴京代表团临行前的预备会议。会议前,有人告诉我,这个文化宫五楼外宾室,还真是有点来历的,一是说,当年左联五烈士被捕的地方就在这里;二是说,陈毅市长、潘汉年副市长曾经在这里召开过多次会议;三是说徐景贤、王秀珍、陈阿大、叶昌明等“四人帮”的余党,垮台前曾经在这里密谋。。。。。。其实,上海这个地方,开埠的时间只有100多年,但是,它是近代中国的风云际会之地,在市中心,几步之内就可以有一段难忘的历史。这次赴北京参加全国职工读书活动表彰交流大会的上海代表团,一共有13个人,其中团长与领队是两位德高望重的领导,团长是市总工会的副主席张伟强,山东即墨人,1938年参加革命,正局级干部,一位非常硬朗的老太太;领队是市总工会宣教部部长傅惠霖,江苏无锡人,解放前的地下党,合法的身份是国民政府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正处级干部,也是老革命了,一位非常和蔼的老先生。开始的时候,我常常把两位老人家的姓名搞混了,因为张伟强这个名字听上去像男性名字,而傅惠霖这个名字听上去又像个女性名字。当时的阿华头,还是非常单纯的,我居然连局级干部大,还是处级干部大,我都弄不清楚。代表团成员中,有先进集体的代表3人,主要是冶金局工会、柴油机厂与大隆机器厂的代表;先进个人的代表5人,主要是冶金、机电、轻工、商业与机关事务等局的职工代表;另外,还有随行的解放日报记者汪伟群先生、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室的陈其尧老师、上海新华书店的申屠杰老师。张伟强老太太,她老人家经历过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但是,她老人家在上海知名度非常高的根本原因,并不在此。这是因为,一是她是上海持续27年的读书活动的创始人;二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的时候,在她的主持下,话剧《于无声处》在上海公演了。一个人的一生中,能够做成功影响这样大的两件事情,张伟强老太太真的是不容易。朋友们千万不要以为她是什么“马列主义老太太”,她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吃尽苦头,老爱人是电影局的组织部长,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所以,她对于极左的那套东西深恶痛绝。当时,我只是对老人家充满着崇敬,做梦也没有想到,半年以后,我能够在张伟强老太太身边工作了,而且,她对我以后的工作、学习与生活影响巨大深远,成为我新的生命旅途中的恩师与领路人。这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话说在预备会议上,张伟强要求我们全体代表,认真准备好自己的发言交流稿,到北京以后,遵守纪律,外出要请示,不单独行动,尊重兄弟省市的朋友,更不要小家子气,看到领导就一涌而上请人家去签名,她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在文化宫的外宾室里领了去北京的火车票,就赶紧回去做准备工作了。

记得我们出发是在下午,一路上自然是欢歌笑语,大家都非常兴奋。我常常是坐在窗前,默默地看着窗外变换的景观飞驰而去。在我的人生旅途中,除了当年离乡背井到黑龙江去修理地球的时候,坐过多次四天五夜的长途跋涉的火车,以后就再也没有去坐火车,因为,我一到火车站,马上就会想到当年哭爹喊娘凄凉的情景。然而这一次到北京去坐火车,心情是大大的不一样的,心情好了,窗外的景色也异常的美丽起来了,抚江南,穿长江,见泰山、过黄河,一切是那么地壮观。记得到达北京是在早晨7点多,当时火车的时速没有现在这样快,上海到北京走了一天两夜。全总在北京站有接站的大巴士,安排我们下榻的宾馆,是在万寿路的中央组织部招待所,从北京站到万寿路,东西长安街是必经之路。当大巴士经过还在晨曦中朦胧的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我们都激动得站了起来,毕竟这是我们第一次到首都北京啊。由于兴奋,晚上久久不能入睡,我敢说,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的房间,是我平生住过的最好的房间。第二醒来,服务员把一只很大的塑料袋放在我面前,我问她,这塑料袋给我派什么用处?服务员说,是给您放需要洗的衣服,我们每天会来取的,洗完烘干杀菌以后,再给您送回来。虽然有这样的待遇,不过,我还是没有让服务员来替我洗衣服,我不习惯。

全国职工读书活动交流表彰会分在两处开,先在复兴门外大街10号工会大楼的8楼开了6天的交流会,全国各地的代表200余人出席,我还在会上作了交流发言。每天会议代表的午饭,还是回万寿路的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用餐。我们基本上是坐大客车来回往返。有人北京遍地是干部,这话一点也不假,一次我们坐大巴士回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的途中,在西长安街上吃了红灯,我朝左侧一看,一辆小轿车里,坐着个头上扎着白毛巾的农民大伯,再揉揉眼睛定睛一看,原来是大寨的陈永贵哦,好像那时候他还是国务院副总理。我拉开大巴士的车窗,试着向他大声喊了一声:“永贵大叔,你好!”呵呵,没有想到,他还真的听见了,他微笑着向我们招了招手。这时候,绿灯亮了,我们的大巴士随他的车子后面开动了,后来,见他的车子开进了农业展览馆。最令人感动的,是时任全国总工会主席的倪志福,上海浦东人,高个子,说着一口浓重上海口音的普通话,他是以发明改良麻花钻头而闻名的全国劳动模范,当时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呢,一点高官的架子也没有,衣着朴素,待人亲切和蔼,还是工人本色,我们和他一样吃四菜一汤,一样坐大客车往返。有几次大客车来晚了,他和我一起在复兴门大街上等候,互相勾肩搭背,说说笑笑,香烟递来递去不分彼此。有的代表喜欢吃肉,嫌菜肴太素,在倪志福主席的关照下,当天晚饭热腾腾的红烧肉就端上桌来了。我和倪志福主席,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10多天的交往,在时间过去了20多年的前年,倪志福主席他到上海市工人文化宫来的时候,坚持要去上海市读书活动办公室看看,一进办公室只打听一件事情,宝华同志现在怎么样?这就是我们的工人领袖。前年,我在上海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发表了一篇《第一次进中南海》的文章,那编辑偏偏把我那句“这就是我们的工人领袖”篡改成“我好激动好激动哦”,我很是纳闷,这些人真是神经衰弱。后来,文章被收进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相约25年》一书里,我将文章恢复了原貌。

会议进行到中间,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我们将参加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颁奖大会,中央领导还要在中南海接见我们!消息传来,一片欢腾。628日我生平第一次走上了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高高的领奖台,被全国总工会授于全国读书活动先进个人称号,奖品是厚厚的25本书629日一大清早,大客车把我们送进了中南海的西大门,在怀仁堂大门宽阔的台阶上,胡乔木、倪志福、郝建秀、尉健行等中央领导同志和全体代表合影留念,然后,走进带有历史的厚重感的怀仁堂里。胡乔木发表了“读书活动要向现代科学技术进军”的著名讲话,我们的张伟强老太太还上台向胡乔木赠送了上海职工读书演讲的录音磁带,这是当天,领导与大会代表唯一的一次互动,张伟强老太太是上海和全国职工读书活动的创始人,这份殊荣应该属于她。我们当时只顾低头记录,没有注意现场还有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在拍摄新闻,所以在晚上大家聚在一起看新闻时,只见屏幕上一片黑压压低着头做记录的人群,根本看不出谁是谁。隔了一天,大会就组织全体代表参观中南海。当时,正常的参观活动是上午9点进去,为了显示对全国职工读书活动先进人物的关怀,就让我们这200多名代表早晨7点就进去了,我们游览了水云榭、静谷、丰泽园、瀛台等许多中南海的名胜古迹。丰泽园里面的菊香书屋是毛主席的故居,我们在里看到了他老人家堆了一床的古籍书和已经用得发白的皮拖鞋、睡衣,感慨万千。

6月30日,大会安排去香山游览。我没有去,因为,在北京的黑龙江兵团的北京战友盛云良与张润华,在工人日报上看到了全国职工读书活动先进表彰名单里有我的名字,找到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来了。所以,30日那天,我们一起去了颐和园。后来,大会组织我们全体代表去长城、十三陵游览,我去了。但是,非常遗憾的是,这次千载难逢的到北京开会的机会,留下的照片并不多。怀仁堂大门宽阔的台阶上的全体代表的合影是大会秘书组提供的;颐和园里的照片,是我的北京战友拍的;我们轮流在会议期间溜出来去故宫游玩的照片,是同行的上海微型轴承厂的工人小瞿拍的。小瞿有一架非常老爷的东方牌135相机,但在当时,是非常扎眼的,我们上海代表团成员在北京的留影,全部指望这架东方牌135相机了。但是,问题也就出在这个东方牌135相机上!原来,这相机的记数器已经失灵了,而我们却蒙在鼓里,后来,在长城,我觉得小瞿好象没有换过胶卷,而相机一直在拍,这才发现相机的记数器已经失灵了。赫赫,我们在中南海里,在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在长城的烽火台上摆了那么多的功架,全部作废了,因为,那胶卷早就用完了,而小瞿因为不知道而没有及时更换。按照当时的规定,像我们这样到北京开会只能坐硬座火车来回,但这次领导破例批准代表团全体坐飞机回上海,我记得当时飞机上还供应每人一小包出口的“飞马牌”香烟呢。这样,这次北京之行,是我第一次到北京、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到人民大会堂、第一次进中南海,永远不会忘怀。哦,文章的字数已经4200了,欲知阿华头回到上海以后的故事,我的命运又发生了怎样的巨大变化?请看下集,全新的篇章“书痴自述之外滩白领生涯”(1)。

1984年6月我在北京故宫太和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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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在中南海怀仁堂门口与胡乔木、郝建秀、

倪志福、尉健行等领导合影。我在第五排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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