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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华头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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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过山,下过乡,拿过枪,当过兵团战士,进过厂,开过机,拿过锤,当过工人阶级,做过报社电台兼职记者编辑,坐过写字楼编辑部,发表过大大小小的文章数百篇,担任过20多本图书的撰稿\编委\副主编之类,自己也出过几本书,但还没有出版过使自己满意的书,现在正为此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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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当下中国需要讲什么  

2012-03-13 12:58:29|  分类: 读书评论札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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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理群:当下中国需要讲什么

 

  钱理群,l939年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19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最受关注的人文学者之一。他以对20世纪中国文学和社会的深刻研究,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审察,对20世纪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的总结和反思,对当代社会及文化思潮的批判,受到了海内外的高度重视。主要作品有《心灵的探寻》、《周作人论》、《周作人传》、《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合著)、《学魂重铸》、《话说周氏兄弟》、《走进当代的鲁迅》、《钱理群讲学录》、《生命的沉湖》、《我的精神自传》等等。曾主编《新语文读本》,影响深远。

今年1月,著名学者钱理群先生用三年时间倾心撰写的《梦话录》正式出版,面对经济的崛起、民族主义的高涨、消费主义的蔓延、各类思潮的纷涌,针对当下中国社会转型的大问题、大是非,钱理群先生以自觉的民间立场,强烈的底层和现实关怀,提出制度建设、文化建设、价值建设、生活建设等四大主张,显现了一个人文思想家的深刻洞识与全局性关怀。

  《梦话录》以钱先生近年来从校园到社会,从书斋到企业,从大陆到台湾的演讲实录为基础,出版前经过精心编改,内容更为精密完善,文采与思想交融,批判与实践并重。在书中,钱理群先生主要面对青年群体,就鲁迅与“五四”传统、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改造与发展、高校教育与大学生就业、中国人为什么不幸福等话题侃侃而谈,并戏称为一个“老理想主义者”的“梦话”。

在《人生如梦》一文中,钱先生还总结了自己一生“做梦”的三个阶段。先生总结道:“我最感欣慰的是,自己的人生三部曲都发展得比较完整、充分:学生时期梦做得最彻底,工作以后现实和梦的矛盾特别尖锐,晚年的梦依然做得彻底,实现起来却更为从容。这应该是我最基本的人生和治学经验。”对于当今青年而言,这本书可谓提供了一个最切实的指引。

 

1、关于价值观重建

  与青年人只探讨不做“导师”

  南方日报:您在《梦话录》中开宗明义指出,当今中国面临四项亟待解决的任务:制度建设、文化建设、价值建设、生活建设,那么您是怎么看待这四个“建设”之间的关系的?对于完成这一系列建设任务,您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时间表?

  钱理群:不会有时间表这一说,因为我提出这四个建设,是我个人对当今中国的一种观察结果,一种朦胧的期望,提出来是想和大家一起探讨,而不是一套具体的社会实践设计。

  也就是说,要创建一种最适合中国国情的,能够让每一个中国人过上幸福生活的,为中国老百姓所能接受并且欢迎的新的制度,新的文化,新的价值观和新的生活方式。从另一个角度看,其实也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改造与发展问题。

  说到四个建设之间的关系,应当说“制度建设”是最根本、也是难度最大的,普通公众很难介入;核心则是“价值重建”,生活建设和文化建设都是围绕价值建设展开的。我这本书的目标读者群体是80后、90后当中那些对于社会现状及自己的生活心存疑虑、想要寻找出路的年轻人,对于他们来说,面对物质主义、实利主义、消费主义、虚无主义、犬儒主义等等思潮的兴起,树立一种合理的价值观、找到理想生活方式,显得尤为迫切。就“价值观”来说,关键是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二是个人与社会、国家、乃至人类和全世界的关系。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要学会“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南方日报:您刚才也提到《梦话录》的目标读者,是年轻人当中比较理想主义的那一部分。您在后记中也谈到,在各地演讲过程中时常碰到一些啼笑皆非的事情,比如有学子请教您怎么在学校里“搞好人际关系”。您是否担心这些“梦话”有过时的危险?

  钱理群:《梦话录》可以视为我的另一本书《致青年朋友》的姐妹篇,我的演讲不可能、也不应该面对所有的青年,大体上可概括为鲁迅说的“醒着”的或者希望“醒着”的、“要前进”的青年,年轻人有权利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愿意听或者不愿意听,或者听了毫无反应,甚至产生曲解,都是正常的。

  这些年由于年龄、加上退休的关系,我也不可能与当今的80后、90后广泛接触,这些演讲基本上是一些小范围的交流。我并不期待它们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毕竟社会现实的力量是很强大的,我的期望就是两点:第一,能让年轻人听到一种和“流行的主流观点”不一样的声音,至少多一种活法;第二,演讲这种形式或许会激发瞬间的感动,久而久之被听众所遗忘,这也是很正常的。假设他们日后偶尔能回想起来一点,这就足够了。

  和青年朋友打交道,我一直坚持一个原则,必须真诚,不要掩饰自己。面对青年人,胡适很自信,采取的是“导师”式的态度,可以包办青年的一切疑惑。不过,在今天要是摆出一副导师的姿态,是很容易引起反感的;鲁迅就不一样,他一开口就说“我实在不愿意来讲,因为我不知道该讲什么好”。这绝不是谦虚,而是真心话。他还特别怕学生鼓掌,说你们一鼓掌,把我弄得昏昏然,那就害死我了。他还经常质疑自己的看法。

我赞成鲁迅的态度,我觉得有很多疑惑,是我和今日的年轻人一起面对的。只是出于年龄、阅历上的一点优势,我愿意谈谈自己的看法,也欢迎和大家一起探讨。

 

2、关于北大

  读书是为一辈子安身立命找到信仰

  南方日报:在《梦话录》中您也谈到了对北大、包括对高校现状的一些反思,比如您提到北大正在自觉、不自觉地培养以做“成功者”、“人上人”为目标与动力的“伪精英”。在您看来,北大应该着力于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钱理群:关于北大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胡适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就是要培养引领思想、文化、学术潮流的“精英”。

  鲁迅也说,北大的传统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

  在我的心目中,理想的北大,不仅要培养一般实用性人才,更要着力培养那些具有创造性思维潜力的人才,包括思想家和学术带头人,北大不仅有这个传统,也有实现的条件,更是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

  从历年报考北大的生源和国家建设需要来说,北大人要做精英,这本身并不错。问题是,这是怎样的精英?我理解的真正的民族思想文化的精英,必然是民族与人类良知的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必然有强烈的人文关怀、社会关怀,对世界、国家、民族、人民有高度自觉的责任感、承担意识和牺牲精神;同时,又是有着强烈的底层关怀的,既要“脚踏大地”,又要“仰望星空”。

  但现实的所谓“尖子”学生,有相当一部分往往是一些“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论知识与能力,他们都属一流,但致命的问题是没有信仰,最大限度地谋求个人利益,也会最大限度地利用体制的弊病,迎合体制的一切需要,以谋私利,恰恰是这样的人,最容易成为、而且事实上已经成为现行体制的接班人,从而成为国家、民族未来发展的根本性的隐患。

  南方日报:目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可说是一年比一年严峻,甚至“读书无用论”又有抬头趋势,您对此怎么看?上大学究竟图什么?

  钱理群:爱因斯坦曾经强调:大学并不只是一个知识的传授所、职业的培养所,它的最基本的任务和职能是培养“和谐的人”。这其实也是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把“养成健全的人格”放在第一位。也就是说,上大学,不仅要求知识、学技术,还要培养自己的人文关怀,为一辈子的安身立命找到信仰,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

  我曾经说过,某种意义上今天的80后、90后是最不幸的一代,中学阶段遇到了应试教育,大学毕业又碰到就业教育。据我的观察与了解,当下中国年轻一代最大、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生活没有目标。那么大学阶段如何确立自己的信仰?我有两个建议:首先,要自由地读书、自由地思考。大学阶段的自由读书,应该有两方面,一是古今中外基本经典的精读,另一方面是尽可能广博地泛读,尤其是专业之外的书。在广泛阅读基础上,必然会发现和你“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大师,作为你一生治学和做人的基本精神支柱。除此之外,还要适当参加社会活动,特别是到农村去志愿服务,这对你了解中国国情民意,大有好处,这也是为学、做人的基本功。

  真正能实现“精英梦”的永远是很少一部分人,大部分人都得做“泥土”。鲁迅也说过,做“天才”固然很好,但“泥土”也是不易做的。我想,假如那些奋斗在基层岗位的北大毕业生,能坚持培养自己终身学习的能力、研究能力、创造性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问心无愧地做有思想的“泥土”, 那么他们在同一行业中的表现也一定不会“泯然众人矣”,必有过人之处的。

  南方日报:最近几年,高考状元弃北大投奔港大的消息引起议论纷纷,您是怎么看待这个现象的?

  钱理群:我很早就提出过老北大的辉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而今日的北大,不大可能再像“五四”时期一样,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思想和文化的发展产生如此深远、浩大的影响。用一个有点悲观的词汇来形容,可说是“大势已去”。

今天的学生不一定要以上北大为目标,他们有更多选择。那么,在这种前提下,今日的北大应该放弃“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惯性,放下身段,主动调整心态和策略,积极参与生源、人才及学术领域的正常竞争。

 

3、关于网络公共知识分子

  韩寒的聪明在于对自我身份的警醒

  南方日报:您没有开通微博,或许不少读者会为此感到遗憾,您怎么看待微博时代“底层民意”的崛起和网络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

  钱理群:这些年我对网络的看法始终不变,网络技术兼具革命性和破坏性:一方面它的确具有打破时空、促进沟通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随着网络在现代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也给人带来一种新的“奴役”的危险。微博的出现当然很好,多了一个发表意见的平台,但我觉得也不要把“底层民意”过于理想化,网络上最大声、最热门的声音是不是一定等于底层民意?我的意见是不能完全画等号,只能是部分代表。

  我对所谓“网络公共知识分子”也持保留态度。比如韩寒,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人物,在他身上综合了“网络红人”和“公共知识分子”双重身份。我记得他说过一段话,大意是有时候会发觉自己有被粉丝所操纵的危险,会不由自主地说一些大家希望听到的话。也就是说网络是一个陷阱,会无形中制约在这个平台上发声的人,如果过分自我陶醉,对这一点不清醒,就容易出问题。

  包括最近很火的“韩三篇”我也读了,我觉得这些文章说明韩寒想要突破自己,要朝“公共知识分子”的方向进一步发展,他必须往前走,也非常适时地抓住了中国当下思想领域最热门的关键词;但另一方面,这些文章也暴露出他对文中涉猎的重大课题,思考还不够成熟、存在不足。无论你对他的回答满不满意,他的聪明之处就在于对自己的身份比较警醒,也不断在反思和自我解剖。怕的就是不清醒。

  南方日报:您怎么看待目前网络争鸣的现状、它的作用和需要注意的问题?

  钱理群:当今的中国需要百家争鸣,需要在一个公平、理性的环境中各抒己见,把问题摊开来谈。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防止“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既不要过分理想化也不要妖魔化。举个例子,过去对民国时期评价很低,基本上就是“黑暗的旧社会”;我看到现在网上对民国时期的溢美之词又颇为盛行,一派清流绝响、风骨盖世,但真实的民国既不是一片黑暗也不会是彻头彻脑的光明。包括我们看台湾大选、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都应当防止这种片面化思维。

  我主张鲁迅的原则:对任何一种文化、制度、发展模式,都要采取分析的态度,未加反思,就搬用到中国来,是最危险的;这也包括对自己的文化、制度、发展模式,如果不作反思,一味唱颂歌,那就更危险。当下最大危险,就是“不清醒”,不作反思和自省。

另外一点,我注意到现在网络上的对话,参与者普遍缺乏一种平和的心态,我不赞同那种把自己的见解视为真理、给不同意见加上各种“污名”的做法。即便对于反对的声音,也应保持尊重,而不是动辄指责对方是“汉奸”或者“五毛党”。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太复杂了,谁也不敢保证说自己的意见就是百分百正确。

 

  4、关于文化复兴

  现代化目标“根柢在人”

  南方日报:名人故居“保护性拆除”之类的事件不断出现,作为一名人文学者,您怎么看待“文化强国”,中华文明往何处去?以及知识分子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钱理群:首先,我认为中国的确处于一个文化复兴的大好时机,所谓文化重建,当然不是凭空创造,而是要总结我们自己发展的经验之外,广泛吸收各种思想精神资源,包括向东西方文明学习,回归中国传统(包括以孔子为代表的古代传统和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以来的现代传统),回到民间。所谓“现代化”、“现代文明”,还是鲁迅说的那句老话,“根柢在人”,这也是他一直倡导的“立人”的文明观——现代化目标的深意:“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必尊精神而张精神”,在鲁迅看来,“人的个体精神自由”才是现代文明之根、现代化的根本目标。

  也就是说,我们要建立的不是“富国”,而是“人国”,富国是手段、过程,人国才是目的。此外,在鲁迅看来,无论传统知识分子或现代知识分子,都非常容易失去自己的独立性和主体性。知识分子要处理和“官”、“商”、“大众”的关系,不要沦为这三者的帮闲,要做到“定”、“清”、“静”,这一点在今天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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