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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过山,下过乡,拿过枪,当过兵团战士,进过厂,开过机,拿过锤,当过工人阶级,做过报社电台兼职记者编辑,坐过写字楼编辑部,发表过大大小小的文章数百篇,担任过20多本图书的撰稿\编委\副主编之类,自己也出过几本书,但还没有出版过使自己满意的书,现在正为此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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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子东:重读“文革”  

2012-03-01 19:33:12|  分类: 读书评论札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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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子东:重读“文革” - 阿华头 - 阿华头的博客

           许子东:重读“文革”

 

(许子东,浙江天台人,1954年出生于上海。 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1998年又毕业于香港大学中文系,哲学博士研究生。现居于香港,担任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并于2008年起出任系主任一职。妻子为原上海电视台有“燕子姐姐”之称的著名主播陈燕华。)

 

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我三本集子,既收旧文,亦有新作。第一卷《重读“文革”》包括我几乎全部有关这个课题的论文。第二卷选自“文革”小说研究项目之外的文学批评文章。第三卷则汇集其他与电视有关的“越界言论”。

本卷大部分文章2000年曾在“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出版,原题《叙述“文革”》,出版社改题为《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五十篇“文革”小说》。书名改得很好。据说当时丛书学术委员会主任季羡林教授听到此书是重新解读“文革”,便有些质疑,后来经过其他编委解释才知并非(至少不会全是)“新左派”重新评论“文革”。

在这本书里,我主要做两件事:一是尝试借用一种现代文学理论(普洛普的结构主义方法)来解读具体复杂的中国文学及文化现象;二是尝试从文学角度讨论“文化大革命”如何成为一种被阅读乃至再读的“文本”。拙作出版后,学界有不少评论。我知道缺陷疏漏不少,本想借这次出版“讲稿”的机会,将研究范围扩大至五六十部或七十部“文革”小说(主要包括近十年的作品),但因为生病,这个重写计划也暂时没有完成。期待日后还有再版续写的机会。

但这一卷《重读“文革”》,还是对《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做了很大程度的修订增删。一方面是文字修订,另一方面是增加了相关文章,如评张承志的文章。更重要的修订是在借用普洛普(Vladimir Propp)研究方法方面。十年前我写作此书初稿时,普洛普的代表作Morfologiia skazki,并无完整中译,我是通过别人的论著,间接引用他的研究成果。我也参考过该书的英译本,但普洛普的文学研究,近乎于科学方法,很多公式、图表,文字艰涩。感谢贾放、施用勤老师,前几年托人送我他们新译的这本《故事形态学》(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使我这次可以更全面地引用普洛普的有关方法,并和我所归纳的“文革”小说叙事功能逐一对照。不仅引发了对中国的特殊的文学文化现象的一些新的思考,而且在方法论上也尽可能做到自圆其说一些。

最近十年常越界电视,有网友观众批评我常常在讨论现实问题时提到“文革”,“为什么老是念念不忘呢?”这是他们的疑问。说实话,也是我自己的疑问。

我想,于私,是个人记忆。至今仍会在梦中见到或听到父亲在电子管收音机前听“九评”,北京女红卫兵抄家时亲切的目光(“别害怕,你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街上群众欢呼剪人裤腿,知青下乡火车启动时的哭声混合《东方红》乐曲声,下放干部告诉惊讶的村民“尼克松要来了,毛主席决定,这一次不杀他”……

怎么办呢?生在这个时代,偏偏这些印象刻得最深。我很羡慕那些脑子也能和躯体以及生活方式一起与时俱进的人们,可我就是不行。有次雪天住进维也纳一个城堡,做梦却在江西坐手扶拖拉机,山崖旁路很窄……

于公,则是公民义务。世纪末有报纸约稿,要评述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事件。重要事件当然不少:五四、1949、“文革”、改革开放……但1949是政治事件,改革成果也主要是经济奇迹,五四当然是中国文化巨大转折,但这种传统向现代的维新过渡,也是借鉴日本与俄国的经验。真正“史无前例”、最有“中国特色”甚至举世无双的,还是“文化大革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极端实验。幸与不幸,我们都在其中。

1976年以来,三十多年过去了,时间上已相当从《新青年》到北平和平解放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时期。说明“文革”这个历史事件太巨大了,以至于人们至今缺乏足够的心理、文化和政治距离来正视它、重读它。

一方面,“文革”中批判的一切——修正主义、法权、“经济妖风”、官僚制度、学术权威、“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等等,今天似乎全部“复辟”了;而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精神”、“大字报”、单位名称、“为人民服务”、唱红歌、严打示众、世袭特权、语言暴力等等,以及更重要的“穷比富好,多比少好,民比官好”的意识形态假设,又都在现实及网络中被某种程度地继承乃至发扬。怎么诠释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与“文化大革命”的正反关系?怎么理解60年是一个整体?“文革”对中国人来说,究竟是“负债”还是“遗产”?再过几百年,在人类和中国历史上,人们又会如何重读“文革”?——虽然回答不了这些太重大的问题,至少,我们读书人也应该在自己的职业道德内,做些力所能及的有关叙述和文法的阅读工作吧。

又是十年过去了,我很惊讶,类似的研究还是很少,社会上的困惑却更多了。这也给我的工作一点信心:重读“文革”的工作或许刚刚开始。

2009年我有一次到佛山图书馆为几百位市民做一个有关当代小说的讲座,当时有一位年轻读者极严肃极认真地站起来提问:“文化大革命中,归根到底只有百分之十的人受损害,对不对?!百分之九十的人民群众,并不在灾难中。而现在……”场上很多人当时都向我投来困惑的目光,这个提问,令人难忘。

陈丹青曾在电视节目里讨论网络群众运动时提到“文革”,网页标题是“我是‘文革’亲历者,……”第一个回帖便是“我也是‘文革’亲历者,‘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此回帖支持率很高。

我这本书,不是写给这位回帖者看的,但企图回答那位年轻读者的提问。

(《许子东讲稿第一卷:重读“文革”》,201111月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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